中国文学作品赏析——《论语》

2015-1-10 16:27 来源:转载 我来说两句(0)

中国文学作品赏析——《论语》

摘要: 《论语》四书五经之一,为儒家经典名著之一。记载春秋末期大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全书共二十篇,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为语录体。《论语》是有关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及一些书本),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如何做人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正直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头。

仁德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  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修养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几句关于做人的语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人格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治国安邦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2、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3、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4、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总之,论语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流传

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记录和传文编辑而成,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西汉是流传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三种抄本。西汉末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合《鲁论》《齐论》为一,称“张侯论”。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9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4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汉族, 在家族中年龄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老二,春秋时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其父叔梁纥,其母颜氏名徵在。孔子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文学家。他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粮仓)与乘田(管理牲畜)。他虽然生活贫苦,但好学上进善于取法他人,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于他知识渊博,开始授徒讲学,是私人讲学之风的开创者,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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